会议期间神秘“失踪”
1955年3月15日晚，潘汉年乘上北去的列车，参加将于3月21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/产/党全国代表会议。出席这次会议的上海市委代表还有陈毅、柯庆施、陈丕显、许建国、夏衍。陈毅为上海代表团团长。代表团成员下榻于北京饭店。
党的这次代表会议所拟定的主要议程有一项是关于高岗、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。在讨论会上，一些代表先后表态，并对自己与高、饶之间的关系作了自我检讨，同时交代了自己的一些问题。对此，毛主席在讲话中表示了充分肯定，并号召凡是和高、饶问题有某些牵连的或历史上有问题而没有交代的高级干部，都应当主动地把问题向中央讲清楚。毛主席强调，会上还没有来得及讲的，或是不想在会上讲的，会后还可以再写成材料，中央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。
这引起了潘汉年深深的思考。会议印发的关于饶漱石、杨帆在上海“重用、包庇和掩护一批反革命分子”的材料以及胡均鹤于1954年9月间被逮捕，杨帆也于同年12月31日被送往北京隔离审查等事实，使潘汉年意识到了饶漱石、杨帆的问题已经和他联系上了。因为他是上海市公安、政法的实际领导人，是杨帆的顶头上司，胡均鹤等人的处理意见，虽然最后由饶漱石拍板，但潘汉年不点头，胡均鹤也不能得到“重用”。更何况，他自己还有一块难于启齿的心病，那就是1943年在李士群、胡均鹤挟持下在南京会见汪精卫一事，由于种种原因，一直没有向中央说清楚。
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潘汉年深深感到应该主动向中央讲清楚自己的问题，检讨自己的过失。4月1日，潘汉年找到陈毅，详细讲述了自己12年前在李士群、胡均鹤挟持下去见汪精卫的经过，检讨了自己长时期没有向组织上汇报的原因。同时将自己写的有关报告交给陈毅，请他转告中央。
第二天，即4月2日，陈毅亲自赴中南海直接向毛主席报告了此事，并将潘汉年的那份材料交给了毛主席。毛主席批示:此人从此不能信用。随后即作出了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的决定，由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亲自组织人员执行。
就在罗瑞卿向高院提出请求逮捕潘汉年的报告获准的同一天，4月3日，著名剧作家吴祖光和夫人新凤霞来看望潘汉年和夏衍，并一起吃饭。饭后，潘汉年回到了房间。晚上8时许，潘汉年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说楼下有人找他，请他马上下楼一趟。由于毫无思想准备，潘汉年穿着拖鞋匆匆下了楼。找他的人正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。
当潘汉年来到客厅后，罗瑞卿立即向他宣布了对他逮捕审查的决定，然后由几名便衣干警“陪着”，走出了北京饭店大门，乘上了等候在那里的一辆小车。转眼间，小车便消失在夜幕之中。
由于此事的高度秘密，潘汉年周围的人都被蒙在了鼓里。最焦虑的是潘汉年的警卫员相其珍。他马上到陈丕显、夏衍那里去打听，大家都说没有见到过他。
被捕消息对外保密
正当相其珍、夏衍等四处打听潘汉年去向时，上海市委第二书记陈丕显赶来对他们说:“你们不要着急，潘汉年有要事离开北京了，来不及找你们。他到什么地方去了，我也不清楚。”为了防止张扬，中/共中央副秘书长谭震林将潘汉年已经被捕的消息直接通知夏衍，并嘱他一定要严守秘密。
潘汉年被捕之时，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正在北京召开。4月5日，陈毅在人大上海代表团开会时宣布，潘汉年被捕了。他对代表们说:潘汉年从事革命工作多年，在上海的人大代表中就有很多和他相识或时有来往的，请不要担心。因为潘汉年是由内奸问题被捕的，这事发生在1943年。在这以前他做过许多工作，都是党中央交给的任务，并没有叛党的嫌疑。显然，陈毅的话是留有余地的，他对潘的所谓“内奸”问题表示了怀疑，也希望与潘汉年有来往的各代表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。
潘汉年被捕的消息，除上述的小范围内知道外，对外一律严加保密。上海代表团定了一个统一口径:有人问起潘汉年，就说他出国去了。相其珍则被“隔离”起来，直到7月17日中央广播电台公开发布潘汉年被捕的消息后，相其珍才被放回上海。标题回顾：潘汉年子女现状 潘汉年案历史真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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